张伯苓：桃李满天下，南开大校长

我真有些不懂了，刚在网上看见有人提问，张伯苓、张伯驹、张伯伦还有张柏芝，他们是亲戚关系吗？后面还真有人回答，将这几人的简历煞有介事的列出，最终得出答案，没一毛钱的关系。

我不知道这是恶搞还是无知，大概率属于前者，反正不管是什么缘由，我心中很是不快，张伯苓和张伯驹两位先生，是我最为崇敬之人，将那些阿狗阿猫弄作一团来搞笑，是对先辈的大不敬，无耻之尤。

高考刚过，学子都在报考心仪的学校了，我不知现在的南开大学在全国排名几何，估计能在前十之列吧，因为我一直对当年在昆明的西南联大有着浓厚的兴趣，多年来一直在收集这方面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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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是由北大、清华和南开合并而成，当时率领南开学子一路南迁的，正是校长张伯苓。

西南联大三校长

与北大的蒋梦麟和清华的梅贻琦两位校长相比，南开对张伯苓来说，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这南开大学是他一手催生的，如婴儿一般，一路呵护而来，着实不易。

不过，走向昆明的张伯苓，现在除了学生，已是一无所有了，全面抗战开始后，南开大学就在日寇飞机的轰炸下，早已变为一堆瓦砾，多年的心血毁于一旦，张校长欲哭无泪。

被日军炸毁的南开大学图书馆

“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奋励。”这是张伯苓在南开被毁后的讲话，这是他一生所践行的壮志，也是他为之奋斗的精神源泉。

张伯苓是天津土著，他名寿春，字伯苓，出生于一个秀才家庭，家风笃学，可惜家道中落，他早年贫困，无力上正规学校，是在乡贤创办的“义学”中完成的学业，幼年学习上的艰辛给他留下了刻骨的记忆。

身穿清军军服的张伯苓

他15岁时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学习航海，毕业后在北洋水师效力，一年后，随着甲午海战中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所有的官兵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惩罚，他也赋闲在家，不过时间并不长，不久便被派往残存的同济号练习舰上服役，时年22岁。

就在这一时段中，张伯苓受到了人生中最大的刺激，当时，日本将占领下的威海卫和刘公岛海军等基地转租给英国，张伯苓奉命前去办理交接手续。

看着日本旗降下后，升起了大清国的黄龙旗，然后，黄龙旗降下，又升起了英国旗，“国帜三易”的丑剧让张伯苓怒不可遏，一个“蕞尔小邦”将大清国踏在脚下摩擦却又无可奈何。

此时的他，深感“自强之道，端在教育”，立志要“创办新教育，造就新人才”，于是，他愤然辞职，回到天津，在好友严修的私塾中教书，以期在好友的帮助下，实现自己的教育救国梦。

严修和张伯苓先生

严修是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翰林出身，曾任贵州学政和学部左侍郎等职，入民国后，被袁世凯任命为直隶学校司督办，他对张伯苓非常之看重，先是带着张伯苓去日本考察教育，后来又支持张伯苓创立“私立中学堂”，从此，张伯苓走上了教育兴国的道路。

在严修的支持下，张伯苓在天津南部的开洼地建了新的校舍，命名为“私立第一中学堂”，后来，他将两所学校合并，改名为“公立南开中学堂”，这便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南开大学的前身。

南开大学最初的校舍

南开其实是一个系列，张伯苓首先从中学入手，立志办一个中国最好的中学，随着张伯苓的努力，南开的声名渐起，学生近千，名师云集，著名文学家老舍便曾就教于南开中学。

1917年，张伯苓远赴美国，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回国后便着手筹办南开大学，而学生中就有后来的戏剧家曹禺和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

“南开，难开，越难越开。”张伯苓经常用这句话鼓舞师生知难而进，作为纯私立学校，张伯苓的办学之路是十分艰难，在没有政府拨款的情况下，为解决办学经费，他四处化缘，就像捧着钵盂的苦行僧，艰难游走在“各路神仙”之间，在他不懈地努力下，终于募集了办学的资金。

捐资之人中既有贤达名士，也有乡绅军阀，当有人质疑他的资金来源时，张伯苓豁达地说：“盗泉之水虽不可饮，但可濯我足，何利而不为？”

在徐世昌、黎元洪、张学良、李纯等一众大佬的赞助下，他又创办了南开小学、南开女子中学、南开大学、南开经济研究所、南开应用化学研究所等系列学府，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私立南开教育体系。

张伯苓被尊称为“中国现代教育的创造者”，要说南开的特色，首先是重视体育，张伯苓强调的是“强我种族，体育为先！”他在校园内开展了多项体育活动，校内的体育设施也是其他学校无法比拟的，他还特别规定，凡体育不及格者无法毕业。

张伯苓和他的学生们

他将体育和爱国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第18届华北运动会的开幕式上，主席台对面的看台上，近千名南开学生，随着哨声翻动标牌，出现的字幕是，“勿忘国耻”和“收复失土”。

不仅如此，南开学生拉拉队还齐声高唱《努力奋斗之歌》：歌词曰：“众青年，精神焕发，时时不忘山河碎，北方健儿齐努力，收复失地靠自己。”

张伯苓在华北运动会主席台上讲话

要知道，在主席台上就座的人中，有日本驻华北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就是强迫中国签订“何梅协定”的那厮，他当即提出了抗议，而张伯苓则义正言辞地说，“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进行爱国活动，这是学生们的自由，外国人无权干涉。”

于是，日本向民国政府提出交涉，要求惩办南开，一心避战的民国政府当然要求张伯苓约束他的学生，于是，他找来学生训诫道：“你们讨厌！”“你们讨厌得好！”“下回还那么讨厌！要更巧妙地讨厌！”

张伯苓检阅参加军训的南开学生

抗战后，在南开校友为他举办的茶话会上，当年南开的学生，而今的中央通讯社编辑部主任唐际清致辞说：“据我所知，抗日战争胜利后，在被立案惩处的汉奸之中，没有一个是战前的南开学校毕业生。”这让张伯苓很欣慰。

张伯苓十分关注奥运，当年刘长春第一次代表中国，参加了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第十届奥运会，正是在他的斡旋和张学良的赞助下成行的，虽然没有取得名次，却是中国体育走向世界的开端。

刘长春参加运动会

他组织成立了“中华体育协进会”，这是被国际奥委会认定为中国最早的奥委会；在协进会召开的会议上，正式提出申办第15届奥运会，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申奥活动，由此，他也被称为“中国奥运第一人”。

南开再有的一个特色，就是戏剧教育，在实践和效果方面，超过了同样注重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张伯苓将戏剧上升到美育和道德教育的高度，方化万物，细润无声，是改良社会风气的重要手段，周恩来和曹禺，当年都是南开新剧团的主要演员。

大清黄龙旗，升了又降，国帜三易的耻辱

在张伯苓的办学理念中，始终围绕着爱国主义这一中心，他亲眼目睹过帝国主义侵略给中国带来的耻辱，所以，学以致用，报效国家，是学习的最终目的，他要求从南开走出来的学生，必须要具备爱国之心和救国之力。

“允公允能，日新月异”，这是他为南开制定的校训，也是南开精神，这短短的八个字，饱含历史穿透力，历久而弥新。

为国尽力，爱人民、爱事业，努力追求，不断创新，一个欣欣向荣的南开，在张伯苓的思想体系熏陶下，向着全国一流大学的方向，迅速前行，梁启超曾不无感慨地说：“假使全国学校悉如南开，则诚中国之大幸。”

正是在他“痛矫时弊，育才救国”精神的指导下，南开人才辈出，除周恩来和曹禺外，其他诸如气象学家竺可桢、数学家陈省身、历史学家蒋廷黻和范文澜等人，都是出自南开。

1935年，华北局势紧张，张伯苓亲赴重庆考察，创办了重庆私立南开中学，以示南开学校生命之延续及不屈之决心。

渤海之滨，白河之津，巍巍我南开精神。

汲汲骎骎，月异日新，发煌我前途无垠。

美哉大仁，智勇真纯，以铸以陶，文质彬彬。

大江之滨，嘉陵之津，巍巍我南开精神！

这是重庆南开中学的校歌，铿锵有力，气势不凡，彰显着南开学子不屈的精神和上进的风貌，多少年过去，这里走出了一批批的莘莘学子，他们中有“两弹元勋”，有工程院士，有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建筑学家等众多的宝贵人才。

据不完全统计，在南开系列学校中，走出了新中国的两位总理，一位副总理，四位人大副委员长和七十多位院士；这还不包含国民党方面的高官和一众民国年间的院士。

全面抗战爆发后，南开大学遭到日军飞机的轰炸，张伯苓三十多年的心血毁于一旦，当留守学校的秘书长向他呈上南开大学所剩的全部“家当”，包括学校大门的24把钥匙时，张伯苓心如刀绞，痛不欲生。

但是，他坚信，“南开为中国而牺牲，有中国即有南开。”然而，不幸的事接踵而来，他的儿子在抗战中壮烈殉国，得知消息后的他在默然了许久后缓缓说道：“死得好！死得好！”

张伯苓和西南联大师范学院老师的合影

国难家难，没有击垮张伯苓，他带着师生前往昆明，继而同北大和清华一起，成立了西南联大，继续着他教育救国的梦想。

在重庆，他出任了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副议长，并在蒋介石的介绍下加入了国民党，在此期间，他无时无刻不在考虑南开复校的问题，在他的游说下，蒋介石同意复校后的南开，与国立大学同等待遇。

张伯苓与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

抗战胜利后，他当选为国民政府中央监察委员；毛主席亲赴重庆谈判时，曾特地同周恩来一起前往他的住所拜访。

1946年，张伯苓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分别授予名誉博士学位，两年后，戴季陶卸任考试院院长，他在蒋介石的力邀下，无奈地担任了考试院院长。

张伯苓陪蒋介石视察重庆南渝中学

张伯苓同蒋介石的关系非同一般，蒋介石也确实曾对南开有恩，而考试院院长，是负责人才考选与任用的重要职位，所以，蒋介石才任命自己相当信任，且又同各方人士融洽的张伯苓来担任。

让张伯苓没想到的是，他感其恩义答应下的这一职位，给他日后的不幸遭遇埋下了伏笔，将自己的晚年推向了深渊。

张伯苓和梅兰芳

此时，国民党早已是腐败不堪，不仅在政治和经济上已是千疮百孔，在军事上也节节败退，大势已去，于是，就任时间不长的张伯苓选择了辞职，他离开了南京，去了重庆南开中学，深居简出地隐居了起来。

蒋介石临去台湾前， 邀请他一同前往，但他对南开的深情和对故土的依恋，使得张伯苓最终选择了留在大陆，但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后来的他作为“教育家”的身份被忽视，而作为“民国高官”的身份却无限地被放大了。

这也是没办法的，在当时的情况下，很多情况是不以他的意愿为转移的，当张伯苓回到天津后，想去南开大学暂住，被校方毫不留情地拒绝了；此时他“似深有甲午海战落水浮沉、随波逐流之感。”这一年，张伯苓已是75岁的老人了。

而他想去参加南开的校庆活动，也吃了闭门羹，看着自己一手创建的学校冷冰冰的姿态，他落寞到了极点，当年的“燃志之师”，而今是心中悲痛万千，无处倾诉。

1951年2月23日，张伯苓老校长在天津病逝，张伯苓逝世时群众送葬的场面

半年后，黯然神伤的张伯苓在孤寂中离世，一生清贫的他，死后房无一间，地无一垅，给家人留下的遗产就只有口袋中的几元钱和两张戏票。

他留下的遗嘱是，“愿故后埋葬在南开大学校园内”，对这个今天看来再正常不过的请求，得到的回复却让人很难堪，张伯苓九泉有知都不能瞑目，校方的答复是：

“同学们认为南大是人民的，不是张伯苓的，因此最好不要葬于南大。”

无奈之下，家人只能将其下葬在永安公墓，后来又迁至祖坟，及他的夫人去世后，又合葬于北仓公墓，文革结束前，又进行了火化处理，骨灰一直存放在儿子家中，数年后方才安葬在天津烈士陵园中。

这来回的搬迁和折腾的过程让人感叹不已，怕只有鉴湖女侠秋瑾牺牲后的遭遇，才能与之“媲美”。

直到南开建校70年时，张伯苓的骨灰终于入葬南开，放置在他的铜像下，此时距张伯苓离世已有38年之久，他终于与其一手创办的南开合为一体。如果张校长地下有知，当瞑目矣。

纵观民国的教育史，最为人称道和佩服的，并不是北大和清华，更不是燕京和金陵大学这样的教会学校，而是南开，因为这是一个私立体系，几乎是凭张伯苓的一己之力而雄居教育界的前沿。

十大民国先生,民族灵魂之灯塔

可惜的是，现在的人们能记得北大的蔡元培和胡适，能想起清华的梅贻琦和罗家伦，能怀念浙大的竺可桢和马寅初，却有选择性地淡忘了一手创建南开大学的张伯苓。

大浪淘沙，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时光荏苒，风流人物不胜枚举，在崇敬英雄的今天，我们不应该忘记张伯苓，他投笔从戎，海防报国，白手起家，创办南开，再毁再建，不改初心，教育救国，克己奉公，爱国爱民，至死不渝，为中国教育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忆往昔，南开因国耻而生，伴国耻而强配资炒股配资线上，观今日，昔日少年今已强，百年南开勿忘张伯苓！

发布于：安徽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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